“美国大学拒授奥巴马学位”――奥巴马将于5月13日出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春季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。然而校方表示，届时不会授予奥巴马惯例性的荣誉学位，理由是他“除刚成为美国首位非洲裔总统，出过两本畅销书外，还没做任何应得荣誉学位的事”。(4月12日《扬子晚报》)
拒授领导学位之类的事在我们的现实中，并不多见，但在国外却非孤例。2004年时，德国汉堡大学计划授予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经济学名誉博士学位，但该计划遭德国学术界人士的联名反对。他们称普京并没有取得与该学位相匹配的任何杰出科学成就，不配接受此荣誉。最终，汉堡大学被迫取消授位仪式。
尽管存在差异，但两所大学最终都选择了说“不”，显然首先都是缘于相关大学学位颁发与监督机制的到位。这使得他们都有对总统说“不”的制度勇气。在“惯例”的约定俗成和“教授意识”为主导的氛围里，国外许多大学形成了这样的价值观沉淀:大学应该有着天生的“距离感”，游离于“锦上添花”和“攀富附贵”的世俗观念以外。在由此而生的非功利性价值判断主导下，学术的尊严性和圣洁感往往成为大学一切行为的指归，总统也好，外国元首也罢，只要其不符合学位授予的正义程序，对其否定也就成为一种“必然动作”。而换个角度来说，“拒绝普京”和“拒绝奥巴马”之所以屡屡引来国内的一片叫好声，只能这样解释:因为我们的大学太热衷于与名人“联姻”，热衷于学位的“批发”与“派送”，所以“拒授奥巴马学位”之类佳话便显得格外“珍稀”。《重庆时报》王聃/文
